畅通与“诽谤之木”

人体需要畅通，畅通了就会舒服，舒服一般就是表示没病的意思；一群人聚在一起也是一样，需要的是畅通。只是人聚集的多了，畅通就有点麻烦，有点不容易。所以一大群人在一起，其间的空间与距离错综迷幻，解决畅通就一直是一件大事，因为是一件大事，所以好几千年解决个没完没了。

传说中的尧，为了通畅，在都城平阳（今山西临汾一带）解决这个问题，称为“康衢”，后来改此地为“康庄”，弄得后来的人都在努力把自己的舒服建立在“康庄大道”之上。把畅通俱像为“康衢”很有文化，这两个字，一看就和人的舒服有关系。

据《古史考》记载：“黄帝作车，任重致远。少昊时略加牛，禹时奚仲驾马。”《尚书•舜典》讲了这样一个故事：尧年纪大了，经过反复考验选择了舜为自己的接班人，并将帝位传让给了他，舜登位后办的第一件大事就是“辟四门，达四聪”，“明通四方耳目”，二月巡泰山，五月去衡山，八月访华山，十一月到恒山，看起来就舒服。夏禹也是“陆行乘车，水行乘船，泥行乘撬，山行乘檋［jú局］”（《史记•夏本纪》），足迹几乎遍及黄河、长江两大流域，那个年代这么乱跑真是不易。可见传说中的圣贤都对发展畅通而带来的舒服是非常重视的。

到了西周，由于畅通工作和模式的复杂化，人们开始把畅通进行分类，以表示虽然人人都需要畅通，可是每个人的畅通是可以不一样的。可通行三辆马车的畅通称作“路”，可通行两辆马车的畅通称作“道”，可通行一辆马车的地方称作“途”，“畛”是老牛车行的路，“径”是仅能走牛、马的乡间小道，“畛”上的老牛车里一定有人，“径”上的牛马后面也是跟着人的，畅通的分类和有别，说明人和人不一样。不一样就潜伏了麻烦。

秦追求“车同轨”，兴路政，实际上是开始把畅通工作集中到一部分人那里，让一部分人先畅通起来，最宽敞的道路，称为“驰道”，在上面驰的只能是天子。汉唐筑路五万里，畅通工作更加地集中，一部分人也先不管，只管一个人，把畅通俱像为“驿道”，“驿道”解决的是“邮传”，这使得畅通俱有了单方向的功能和冷硬的轨迹，与人群的舒服开始有了距离，在由京城通往边境的千里驿道上，每隔30 里设一个“驿站”，每隔10 里设一个“邮亭”，驿站是一种官方住宿设施，也是兼管过往官员吃住的处所，驿道上尘土飞扬，驿站中人欢马叫；在甘肃嘉峪关魏晋墓出土的一块汉代画像砖上，画着一个驿使，骑在飞奔的红鬃马上，一手持缰，一手举着文书，这个画面，看出君王的四肢畅通带来的舒服，这种单向的舒服，忽略了人群。

还是周公姬旦聪明，建议修建了东都洛邑（今洛阳）一条宽阔平坦的大道，叫做“王道”，“王道乐土”，意思就是王舒服了，没有得到舒服的其他人也自然会很尘土飞扬的快乐。

可是《诗经•大东》上说：“周道如砥，其直如矢；君子所履，小人所视；睠言顾之，潜焉出涕！”意思是说在这条宽广平坦、笔直如矢的大路上，老百姓看到王公贵族掠走了他们辛勤劳动的成果，不能不伤心落泪。可见一个人或者一部分人舒服，另外的很多人或者一部分人不一定舒服。

圣贤还是圣贤，有不同之处，比较注意研究畅通带给人群的舒服。

《古今注》上载说，尧曾经在畅通上设“诽谤之木”。这种木制品，是用一根横木交叉在柱头上，是后世的华表的前身，来往游走聚散无形的人群既可以在上面书写不舒服的意见，又可作为路标，“形似桔槔，大路交衢悉施焉”，可见数量还不少，活在圣贤时代的人群，走在路上可以随时在上面判断和表达。今天有时候看见它的后代站在街上某处，眼见它已经上升到神器和图腾的高度，既是神器和图腾，路人也就急匆而过，不再抬头凝视，因为它不是路标，对你的方向感不起作用，它也不再是原野中的木头，不再有尘世柔软细腻的纹理，你不能掏笔就写举刀就刻。

到舜的时候，这种“诽谤之木”，竟成为形成为统治的制度性内容，令人叹服；能够决定在何处实现畅通的人，没有忘记祈求得到畅通中的人群对自己的“诽谤”，并且让“诽谤之木”耸立遍野以方便对“诽谤”的采纳，也不曾考虑“实名制”的配套措施以维护尊严。可见如果是圣贤，就有点糊涂，圣贤而糊涂，说明离开愚民还不远。